东南亚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共有11个国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作为中国的南邻，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必经之地，是华夏民族走向世界的第一站，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拓展，东南亚各国同我国的合作关系也将进入一个不断发展和更加密切的新时期，我国已经连续十五年成为东南亚第一大贸易伙伴。

由于地缘关系，自古以来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交往始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关东南亚区域的记载早在汉代就出现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当时中国典籍中被称为“南海”。到了宋代，有时也把这一地区称为“南洋”。但因为这一区域面积广大，于是划分为“东南洋”和“西南洋”。从元末到清初，逐渐简称为“东洋”和“西洋”。吕宋岛、苏禄群岛、摩鲁加群岛和印尼东部岛屿属于东洋，而越南、暹罗等属于西洋，下南洋的航线也分为东洋针路和西洋针路两支。郑和下西洋的“西洋”就是指东西洋分界线以西区域，包括印度洋地区。清代以来南洋又成为普遍使用的名词。我国历史文献中对于东南亚地区的相关记载可谓是汗牛充栋，诸如《晋书·四夷传》、《宋书·夷蛮传》 《梁书·诸夷传》、《隋书·南蛮传》、《新唐书·南蛮传》、《宋史·外国传》、《元史·外夷传》、《明史·外国传》等都对历史上的东南亚诸国的地理位置、社会风俗、人口物产以及与中国的关系等进行过专门的记录。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与南洋地区交往的增多，有些大学和个人开始创办南洋研究机构，编辑出版有关南洋的研究杂志和出版南洋研究系列专著，开创了近代东南亚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对于东南亚各国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深入挖掘和拓展的领域，以东南亚地区十一个国家为例，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与历史沿革不尽相同，相互之间差异很大，对于中国的政策不尽相同，要对东南亚各国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形象，必须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历史演变、社会文化、地缘政治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探索。近年来，我国学术出版领域出现了一股有关东南亚历史文献汇编的热潮，如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近代南洋与华侨文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时期东南亚研究文献汇编》、香港蝠池书院出版的《东南亚历史文献丛刊》等，为我国东南亚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对于我国东南亚区域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无须讳言，这些资料来源主要为中文文献，其内容和观点的出发点均为国人和东南亚当地华人，不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对近现代东南亚研究的英文文献进行系统挖掘和整理，为我国的东南亚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向，将是相关研究者和出版界的关注热点。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高校和学术机关的图书情报机构对于近现代外文类学术文献的收集和购买一直是薄弱环节。

作为一个区域概念，东南亚在二战后才得到广泛使用，在历史上作为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具有多元、多样、多维的文明汇集的特征。东南亚这个名词是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而逐步演变产生的，英国殖民者把自己在东南亚的属地视之为英印帝国在东部的扩展，因而称之为“远印度”(Further or Farther India) 或“大印度”( Greater India) 。 荷兰殖民者把自己在这个区域的占领地称之为“东印度”(East India) ，法国殖民者把自己的殖民地称之为“印度支那”( In- dochina) 。在美国牧师霍华德·马尔科姆早在1839年就在波士顿出版了一本名为《游历东南亚》（Travels South Eastern Asia）的书，使用了东南亚(South-eastern Asia) 这个词，被称为东南亚一词的开端。这一时期一些相关研究文献相继问世，1791至1797年，英国人达尔普尔（Alexander Dalrymple）出版了两卷本《东方宝库》（Oriental Repertory），把这片区域统称为“东方”。1820年英国人克劳福特（John Crawfurd）出版了《印度群岛史》（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将这片区域称为“印度群岛”。1869年英国人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出版了《马来群岛》（The Malay Archipelago），但是从总体上这一时期有关东南亚的相关研究总量偏少，没有形成系统性论述。进入二十世纪以后，1902年奥地利人弗朗茨·黑格尔（Frans Heger）出版了《东南亚古代金属鼓》（Old Metal Drums in Southeast Asia），对这片区域的古代铜鼓进行分类。1923年奥地利人海涅·戈尔登（Heine Geldern）出版了《东南亚的民族和文化》（Sudostasien aus Illustrierte VGA289lkerkunde,herausgegeben von Georg Buschan）。一些西方学者由此将戈尔登尊为东南亚学的创立者。1941年英国人约翰·弗尼瓦尔（John Furnivall）出版了《东南亚的福利与进步》（Progress and welfare in Southeast Asia）。以上著作的名称中都明确使用了“东南亚”概念。这个概念渐为人知，成为西方建构的“东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时期随着东南亚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特别是1943年8月25日，洛德·蒙巴顿被任命为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总部设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东南亚这个概念开始正式走向政治和军事舞台，二战结束后的十年，相关研究文献出版成为热点，1947 年，耶鲁大学设立了东南亚研究计划，这是美国从多学科研究东南亚的第一个计划。1950年，康奈尔大学设立东南亚研究计划，这是美国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东南亚研究计划。由此可见，西方社会有关东南亚研究开始走向学术舞台，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及国别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东南亚地理学家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大会一致同意将“东南亚”作为一个通用地理名称使用。1966年“太平洋区域第十一届科学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此次会议从文化角度接受了“东南亚”概念。

为进一步拓宽文献资源整理和开发的领域和方向，我公司组织部分业内专家和学者在成功编辑出版《东南亚历史文献丛刊》的基础上，精心收集和编辑整理了部分欧美各国于上世纪初至六十年代出版的有关东南亚各国研究的英文文献近二百余种，编辑成《东南亚历史文献丛刊——近现代英文资料》，均为外文原版，东南亚十一个国家均有涉猎，从学科范围上包括各国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历史、文化等各方面，文献形式以图书专著为主，也收录了部分有代表性的期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对于东南亚各国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和了解东南亚区域的历史和发展状况，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献系列对于缅甸、老挝和菲律宾等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关注度不高的国家研究文献加强了收录力度，即使较小的国家文莱研究相关文献也予以了收录。比较系统地构建了西方各国有关东南亚研究的知识体系。在文献分类上以国别为主题，分为总论和各国专辑，按照出版时间顺序排列。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我国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在坚持自主历史文献资源和学科体系构建上一方面依然要采用以我为主的基本思路，但是与此同时也要广泛汲取各国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构建东南亚研究的知识体系，充分了解和掌握东南亚各国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在普遍性的基础上寻求共生之道，这同样亦当是我国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

郑一省

2025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