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打破了传统思想的禁锢，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得17世纪下半叶的全球经济处在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之中。自16世纪初葡萄牙人开辟好望角航线、西班牙人发现美洲大陆以来，欧洲列强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建立起了一套以海洋为纽带的全球商品贸易网络。到17世纪下半叶，这套网络已趋于成熟：美洲的白银经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条航线流入欧洲和亚洲，非洲的奴隶被运往美洲种植园，亚洲的香料、丝绸、瓷器和茶叶则流向欧洲市场。世界各主要大陆被前所未有的贸易联系联结在一起。这一时期全球的贸易网络、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其中棉花、皮毛、石油、鸦片、瓷器、白银与黄金、香料、糖、茶、木材、烟草、小麦等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在近代世界贸易体系中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商品的历史与贸易网络彼此交织，共同塑造并改变了近代世界历史与文化的进程。

长期以来，清朝给世人的印象是闭关锁国、封闭落后。而事实上清朝入关以来，仅仅是在早期为防范郑氏海上势力，在顺治至康熙初期推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当1684年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帝则废除全国海禁，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四大海关开展国际贸易。1757年乾隆帝下令西洋商船只在广州收泊贸易，广州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该政策主要针对西洋各国（特别是英国、荷兰），来自南洋、东洋的外国商人仍可在其他港口贸易。对外贸易在清代中后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展现清代对外经济贸易的基本状况，我公司组织部分专家学者通过挖掘与收集世界各大图书馆如英国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等原始档案资料五十余种，并对其中相关内容进行再加工与整理，进而形成这部《清代大宗贸易文献选编—从西方档案看中外经贸》，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茶叶、糖类和鸦片等大宗商品在清代中外经贸中的渊源和脉络，弥补了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从西方视角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短板。

这套文献汇编内容丰富，首先聚焦于中国茶叶的大宗贸易。茶叶，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自古代起便远销海外，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17世纪末，茶叶作为“东方仙草”进入英国，从王室专属逐渐渗透到中产家庭。但东印度公司的账本上，每笔茶叶交易都伴随着白银的流失——1760年至1829年，英国对华茶叶进口额从80万两飙升至600万两，占中英贸易总额的94%。这种“单向贸易”让英国财政如鲠在喉，正如《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议员欢呼：“我们终于用炮舰换回了贸易平衡。”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打破中国茶叶垄断，英国从福建偷运茶种、诱拐茶工，在印度阿萨姆邦建立种植园。雇佣中国劳工和当地劳工种植茶叶，生产的红茶通过孟加拉湾运往伦敦。这种“殖民密码”让英国茶叶关税一度占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却也让中国茶叶外销失去了传统的优势。在这一时期，茶叶既是人们日常生活俄提神饮料，也是英帝国殖民统治得以维系的纽带。茶叶的流动轨迹，悄然编织着现代世界的权力网络。这部文献还提供了中国从海外进口糖的大宗贸易资料，糖，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物资，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书中对糖贸易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物资交流方面的频繁程度。

鸦片则是中国近代贸易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作用之一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弥补因进口中国茶叶、丝绸而造成的巨额白银外流，将鸦片作为高利润商品输入中国，形成“茶叶—白银—鸦片”三角贸易，主要体现在扭转中英贸易逆差、引发白银外流、推动列强经济掠夺，并最终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鸦片在中国大宗贸易中并非普通商品，而是西方殖民国家对华实施经济侵略、打破中国贸易壁垒的关键工具。据不完全统计，1800-1804年间，英帝国鸦片输华量平均每年达到了3500箱，到了1820年，到了每年7800余箱；1825-1829年间达到12576箱；1830-1834年间达到20331箱；到了战争爆发前的1838年这一年，竟然达到了35200箱。如此恐怖和邪恶的毒品贸易，给英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